一个月之中两到金泽。后一次去时，预定乘5点的电车返回东京。谁知阴错阳差，提前一个小时到了车站。想要再出去逛逛，一个小时太少，干等着又不甘心。翻开导游图来想找找车站附近有什么可看的东西。发现离车站5分钟的地方，有一个小公园，上面标着天保义民之碑的字样。这个称谓先让人感兴趣，什么是义民？又为什么立碑？那碑上记载着什么事？一大堆的疑问涌上心头。恰好同行的陈小姐也是好动的人，便一同前往。

    除了车站走不多远，果然看见一座绿草茵茵的小公园，两群孩子在草地上游戏。公园的一侧墙边，高高地耸立着一块黑黝黝的石碑，就是它了。走近石碑一看，这是一块方柱形的石碑，基座本身有两米多高，加上幅宽一米高2米多的碑柱，一共有5米多高。最上一层碑座雕刻着波浪花纹，碑顶部蹲着一只长着凤头的巨大的鸭子。整体上除了给人以高大雄浑的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庄谐一体、玩世不恭的感觉。无论是形状还是雕刻和装饰，都和在日本各地见到的石碑大不一样。

    细看碑文，竟然全都是汉文，正面写着“天保义民之碑”。背面的起手写着：“從二位勳一等伯爵勝安房題表 越中加賀石川郡有義民十五人其子孫到今為村民所敬……”云云。但因为石碑高大、上面霉锈斑斑、周围又有栏杆，字迹时隐时现，难以完整辨识。只看出从1835（天保6年）年起连续3年有灾、收成不好，到1838(天保9年)年又因蝗灾发生饥馑，民众要求藩主减低年贡以纾民困。但还是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再看旁边，还立着一块牌子，看看说明，才搞清立碑的始末。

    1838年发生大饥馑，民不聊生。当地的西念新保村、北安江村、南新保村的15名村役、也就是村干部们，为救饥苦的农民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向当地的加贺藩藩主请求减免当年的贡米。藩主镇压了这个减租运动，将这15人连同他们的家属123人判处9年流放之刑，押往越中的五个山服刑。到了明治30年（1897年），明治功臣胜海舟了解了事件的真相后，誉之为“天保义民”，手书碑文，又经各村村民和15义士的家人后辈们的努力，立起了这座碑。

    江户时代，武士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资格、一种等级。到了中后期，下级武士的资格可以拿钱捐到,称为乡士或藩士。这十几位能当到村干部的人，应当是名列下级武士了。身为武士却能为了乡邻甘冒忤怒主家的风险、置身家性命于度外，确是义举。当地村民敬重他们、敬重他们的后人，时隔60年后又为他们立起这块碑，可见此地民风重义。

    联想现代社会，商业道德取代了做人的道德，尤其是日本，学校里、公司里，往往大家欺负一个人，没有人出来主持公道。因为，主持公道的人也会遭到同样的厄运。被欺负的人，只有俯首听从摆布，全仗着涵养好。中小学校受欺负的孩子最可怜，幼小的心灵难以容纳无尽的欺凌、无边的忍耐，如果家人再不注意、或没精力加以引导，最终会造成悲剧。日本许多中小学生逃学、拒绝去学校、自杀的原因就在于此。也许，对于现代社会里为衣食奔命的工薪阶层来说，公平和道义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正因为时这样，这块能给人心灵以道义的震撼的“天保义民之碑”才显得那么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