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公厕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我回想起来， 就是普通的公厕，没有北京公厕那样一道“影壁”，外面只有一道小墙稍微遮挡一下，挡的也很模棱两可，从一面好像总能看见些什么，结果是毕露无疑，和当众小便没什么区别。其实日本人对有没有遮挡并不真正在意。

　　周五的晚上，东京都是随地大小便的天堂。三两个衣冠楚楚的上班族夹着几个女同事，解开文明扣就在路边“哗哗哗”起来，女士就在边上亭亭玉立地等着，丝毫没有不快。那天好像就应该更放纵些才对，虽然每天下班后都要喝酒放纵，但周五显然更有纪念意义。最触目惊心的一幕是我们的一位日本女老师告诉我的：一个中年上班族醉熏熏地在地铁里便溺，冲着进站的列车。

　　文化巨人谷岐润一郎专门写过《关于厕所》。他提到一家给他印象颇深的厕所：“在大和地方的上市，那是一家馄饨屋，房舍深处面临吉野川河滩，厕所设在二楼，当我跨开两腿向下窥视，可以看到令人头晕目眩的下面远处河滩的泥土和野草，菜地上油菜花盛开，蝴蝶纷飞，行人往来，一切都历历在目。我脚踏的木板下面，除了空气以外便空无一物，那些从我肛门排泄出来的物体，从几十尺的高空落下，掠过蝴蝶的粉翅和行人的头顶……它那飞略下坠的光景虽然依稀可见，但却听不到像青蛙跳进水似的扑通之声，也没有臭气熏鼻。”

　　古崎最厌恶西方式的雪白的瓷缸马桶，他的理想是用牵牛花和杉树叶塞满便池，“因为有了杉树叶，本来很快流走的便溺也不流了，而是点点滴滴地在叶子之间优哉优哉地渗下去。”过去中国皇宫里上厕所，听说用的是桶，桶底铺上炒焦了的枣，屎砸下去，枣轻，翻个个儿屎就沉到底下，焦枣又香，什么味儿都能盖住。然后太监再把桶抬出去。

　　东方文明在上茅房这件事上可算是幽雅到极致了。在西方，中世纪末的法国皇宫里擦屁股还用一根从屋顶上吊下来的粗麻绳。皇上用完了皇后用，皇后用完了宠臣用，都使那一根，常年不换。可现在，白瓷马桶统治了全世界。还有谁有功夫追求古崎那幽微的情调。

　　现代的日本人可能听了谷崎的另一句话：“厕所最好尽量接近土地，设在亲近自然的地方，例如在野草丛中，可以一面仰视青天一面排泄，类似这样粗野、原始的厕所，最叫人心情舒畅。”我理解，就是随地大小便，舒畅是舒畅，有点落魄。

　　有一个日本年轻的朋友，叫岗本的，曾经练过柔道，也曾经来过北京，大概是十年前吧。北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当年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两侧的大厕所：那么巨大，那么多坑儿，中间没有丝毫遮挡，大家面对面蹲着、对视着，他觉得自己的眼睛没处放，而对面的人却一副享受的样子。这奇妙的经验使他每逢中国人就问，“你们家的厕所是什么样的？”我很想告诉他，在中国人心目中厕所不仅是用来排泄的，更是用来交流的。像岗本所说的那万坑齐备毫无间距的地方，每个北京人都有在里问寒问暖问“您吃了吗”家常里短的经验。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北京旧家楼下的公厕。

　　楼下是一条胡同，我们的窗户正好对着一个公共厕所，那间屋有如音箱，事无巨细纷至沓来，清楚得好像有人在门外说话，不听也得听：谁家小二娶了个哑巴；谁手壮昨晚囫了一条龙；谁发了谁陪了。虽然没见过他们的面，听声儿我就大致知道是谁在如厕。

　　每天上午都有打扫厕所的一中年女人在外面喊：“男厕所有人吗”。有一天里面传出了“有”的声音，她在外面等，里面半天没动静，催：“您不能快点儿吗？”里面说：“你以为是吃饭呐，想快就快。”外面：“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呀，蹲长了，大肠下坠。”里面：“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过这村没这店儿了。”外面：“那您憋会儿。我弄完了您再痛快。”里面：“没听说过。这就是一口气儿的事儿，再进来，没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了，女的问：“里面还有人吗？”答：“还有一个。”女的又等了半天，其实没人。

　　日本人就不讲究这些，你正“忙”呢，进来一个老太太，对你熟视无睹该打扫哪儿打扫哪儿，刚到日本的同志反映“尿不出尿来”。

　　收费厕所是中国特色，我在日本没见过。我的朋友阿蓝从广东来北京，在王府井上厕所，交完钱领手纸，老头儿只给了他一巴掌长的，他说“长度不够”，老头儿说：“人家都够，怎么就你不够呀？”阿蓝立刻表示愿意花钱再买一张，老头儿那北京人的气节上来了：“给钱也不卖。”

　　日本人更想不到，在中国上厕所也是人情交易的场合，一个朋友就曾拍着胸脯对我说：“以后再去宣武门路口的那家收费厕所别给钱，提我，那是我们家邻居开的，熟人。”

　　虽然，中国茅房已经全盘西化了，但还是有差距，日本到哪儿的厕所，纸总是不可少的预备着。我们的新式厕所似乎比日本体面得多，很多还实现了自动化，却没纸。我的一位朋友曾用公共汽车票擦过屁股，而他旁边的人至少使着三尺长的纸，馋得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