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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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之后，连续两次收到河崎先生从茨城寄出的纸箱。一次里面装满了有泥土香味的新鲜茄子、土豆和番薯，另一次是刚摘下的毛栗和自制蓝莓果酱。秋天的味道，一下子滋润了五脏六腑。我在厨房里煮出一碗咖喱蔬菜汤，紫色的茄子闪着诱人的光泽，家人吃得津津有味。

河崎是我先生家的远亲，前几年因公司裁员，不得不提前退休。他在乡下造起了新房，一心一意种起田来。河崎太太是在职药剂师，三个孩子都已独立。每到周末，河崎太太从县城开车去乡下看望独居的河崎先生。我在他那里租下一个果园。对田园生活的憧憬促使我迈出了小小的一步。

在东京和茨城之间一年往返几次，义务帮助河崎整理荒芜多年的田地。当时我信心十足，以为能找到朝思暮想的瓦尔登湖和布衣蔬食的生活方式。

日本关东的农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看到牧歌式的田园风光和拙朴的自然村落。踏入乡间禁不住一阵心绪涌动，弯腰抓起一把泥土。这土与我过去在中国东北农村插队落户时闻到的泥土味有些不同。它肥沃而松软，一尺长的白萝卜可以从地里轻松地拔起。农作物和果树生势旺盛，整整齐齐排列在田野的矩阵中。

河崎家花2000多万日币盖起的房屋，因屋顶上采用太阳辐射热能发电系统，获得政府补贴200多万日币。一块辐射板基本解决全天候取暖和热水供应。即使发生地震，也无断水断电之虑。我问他为何不多盖两层楼房，他说孩子不可能回到农村生活，夫妻俩人用不着住大面积的房子。现在乡村农民平均年龄是65岁，未知将来农村命运会如何。说到此他短吁长叹，窗纱上的落叶一齐飞了起来。

河崎家祖传的水稻田是用包租的形式租给了别人。他说如今日本农民光种水稻没法养活自己。原来日本政府从农民手里高价收购稻米，低价卖给消费者，国家亏损越来越大。受西方生活影响，日本国民从大米主食趋向了多样化，于是出现大米过剩。政府不得不出台政策，鼓励稻农将一部分水稻田改种其他农作物，以达到粮食供需平衡。

我跟随河崎夫妇下了几次地，渐渐进入了乡间生活的轨道。

第一次下地干活被安排在菜园里。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我戴上草帽和围巾，正弯腰从沙土下挖出一束束花生，突然眼前出现一群嗡嗡乱叫的野蜂，我急忙用毛巾捂脸，想赶走它们却招来一次又一次蜂拥而至，于是慌不择路边跑边喊，希望有人赶来救我。可是除了寂静的树林，方圆数里竟不见人影。幸得拼命逃遁，终于摆脱野蜂可怕的追逐。我一屁股坐到地上，意识到乡间人少得可怕，留守的几乎都是暮年老人。回到村里，我见到人就主动招呼，他们一个个挺起腰眉开眼笑地跟我对话。

一家有名杂志，封面赫然写上：退休的人，为生命寻找一种生活方式。归乡种田，一种怡然清澈的快意穿梭时光。

我与茨城乡村一来二往，渐渐知道现代人说这些话是有些尴尬了。日本农业高度机械化和少子化，几乎抹煞了陶渊明《归园田居》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农耕时代的神话。

我多次想起主张回归自然、崇尚简朴生活的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该书描绘了作者在瓦尔登湖畔独居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和所思。我问自己，如果我置于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木屋，我能否完成一次生命的轮回？

我听见心底发出了另一个声音：“这里没有瓦尔登湖”。我想写诗，却写不出来。那文字里的气场，这里没有出现过。

这一年里，河崎明显衰老了许多。有一件事让我知道，其实现在乡下这个样子他们也不喜欢。起因是果园收获了一整车成熟的毛栗。毛栗是以长棍打下来，然后用脚上穿的特殊靴子用力踩，毛栗外壳裂开，滚出板栗。一个下午打下来，几个人精疲力尽。处理这么多的板栗成了令人头疼的难题。由于不懂得怎样保藏，眼看栗子一点点地烂了，我一下子就抑郁了。

河崎告诉我，每年收获栗子，因品种问题，他们非但卖不出去，还要倒贴不少钱打包寄给亲戚朋友一起分享。大多数瓜果蔬菜，也有一半是自掏腰包免费送人。这样，除了满足自给，还有多少怡然清澈的快意会穿越他们的晚年生活呢？

第二年春天我再去茨城乡下，向河崎家告别。在日本寻找瓦尔登湖的梦想到此结束。那时，听闻日本大米开始出口中国，我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一线曙光出现在眼前，河崎说，感谢中国，日本大米有救了。

我吃了将近30年的日本大米，一直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大米。不光是我这么说，买日本大米的中国顾客也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