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中华文化对日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主要是佛教东传。在日本的佛教中，禅宗独树一帜、备受推崇。禅宗讲究悟道，悟道后便立地成佛。禅已经不是属于宗教范畴的东西了，是一种智慧，是一种中国人的智慧。禅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不过单纯靠神秘主义并不能取信于中国人，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理性民族，加上中国民族性中的宗法观念，所以佛教刚传入中国是也曾受到强烈抵触，直到佛教取消了与宗法观念相违背的观念。顺应宗法观念的“宾天法祖“的要求才得以生存。在两者的磨合过程中，禅减少了神秘主义色彩，增加了辩证的东西。发展出的就是我们今日所认识的禅。这种禅并不是中国传统的辩证的智慧，它是古人在把握宗教实质的基础上加上理性的辩证发展的智慧，这既是到今日都能给我们提供借鉴的智慧。宗教的实质与理性的辩证二者缺一不可。并不是纯中国的智慧。纯中国的智慧的顶峰是理学中提出的“心外无身外之物”，依旧执着与本心，要抛开本心，踏入空的境界，那非得依赖跳跃式的冥想，而这已经是宗教的范畴了。诚然是这种智慧得以大力发展及传遍的确实是我们中国人。古人的伟大在于使这种智慧达到的相当的高度。今日的我们追随尚且不易，更不要说超越了。
    中国对世界的巨大影响，曾经出现于汉唐宋这些朝代。在这些时期，中国是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强大的中国是当时许多国家竞相朝贡的对象。中日友好交往一直持续到明初。朱元璋起初对日本来使还是比较客气的，后来倭寇骚扰中国沿海，他于是对日本使者下了逐客令。由于明朝的禁海令，倭寇祸害在嘉靖年间达到最高峰。明朝中期，西方殖民者和传教士沿着新开辟的航路来到亚洲，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后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
    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是先抵制后接受。葡萄牙耶稣会的教士方济各•沙勿略于1549年到达日本传教。到了1582年，据耶稣会的报告书说，当时日本全国信徒数目已经约有十五万人，并有二百多座教堂。后来日本的统治者与教会发生冲突，是因为天主教的教义本身与当时日本封建统治阶层产生对立。天主教主张天主创造和主宰天地万物，除天主之外再没有神，“对唯一的上帝，要高于一切，要保持虔诚。”在教义问答书里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认为君、亲及其他世上一切人，都不过是神所创造的，信仰上帝要超越对这些人的权力和权威的忠诚和服从。而在神的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平等博爱是天主教实践道德的第一个原则。这种人类平等的观点不过是宗教上的装饰，而毫不否定现实社会的封建身分秩序，反而说它是出千万物的主宰者——神的意思，而加以神化；对忠孝之类的道德也加以强调，但这也是只限于在和上帝的意旨不相矛盾的情况下。
    在君、民、父、子都是天主教徒的西欧社会，这种教义和封建秩序不会发生矛盾，但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信仰有所不同的日本社会，如果这种教义只要掌握了人心，这就埋伏着引起两者之间严重对立的导火线。当这种宗教普遍地深入地吸引住群众，而封建统治者为了物质的、政治的利益已经无需利用天主教的时候，即在天主教传入四十年后，在日本宗教史上就开始了天主教的信徒和封建统治者前所未有的深刻激烈的对立。
    德川家康对日益强大的天主教势力感到了威胁，下令全面禁教，对天主教徒实行残酷而血腥的镇压，终于引发了江户时代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岛原之乱。统治者镇压了这次暴动，同时驱逐了西方传教士。明治维新前，日本也被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然而日本乐意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全盘西化的结果是带来社会转型。因此，日本的进步，从明治维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