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一直有两种思潮对决：一是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和皇权主义，一是以札幌农学校（今北海道大学）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当后者被前者压制，日本走向军国主义。

从社会角度而言，中国可以从日本学习如何保存和发展社会，使社会的组织系统和意义系统能够充分自治、良好运行。

所以我说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

问题与方法

2014年6月，我赴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初到东京，我准备探讨有关中日和解的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早些年在法国，我时常惊讶于法德之间的和解。

清晰地记得五年前第一次到日本时的感受。当时天空中飘着细雨，我走在东京的大街上，仿佛并没有走出中国。这里有太多和中国相似，比如人的肤色、体型及随处可见的汉字。不同的是日本人喜欢打躬。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到了近代才丢掉的礼节。以前，中国人不仅有打躬，还要作揖。刘半农曾写过一本《作揖主义》，大意是说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不与别人争论，多作几个揖，送走了好忙自己的事——“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

然而明治维新以后，就是这个具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质的日本（春秋人格+儒家思想+天子崇拜），渐渐与中国结下冤仇。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曾是东亚最好的学生。谁知他竟以弑师之礼毕业——不仅攻击了中国，也攻击了美国。此“和魂”，亦变异为“不和之魂”。

百余年前，亨利·朗费罗（Henry W.Longfellow）说过，“如果我们能读懂每个人秘藏的历史，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发现他的哀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也就放下了（disarm all hostility）。”我相信了解是和解的前提。在此背景下，我准备了不少有关日本的问题。比如，媒体与知识分子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起了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出现了怎样的变质，日本能否守住和平宪法第9条等等。

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该怎样应对目前中日关系的变局。此外，日本普通的国民，甚至包括当年挑起战争的狂热分子以及今天的极右势力，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等，也都是我想了解的。

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它同样得益于我几年前的美国之行。当时我正在美国观摩大选。所到之处，我问了很多人，他们无一不说现任总统的好话，并准备助奥巴马一票之力。这是我在美国现场做的随机民意调查，不是吗？然而，为什么我搜集的民意和美国主流媒体及民意测验中心发布的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现场调查，我的结论是90%以上的美国人都支持奥巴马连任，而其他民调却显示两位候选人平分秋色，甚至罗姆尼在第一轮电视辩论后暂时还领先于奥巴马。

这一落差很快让我警觉起来，我注意到我的抽样出了严重的纰漏。由于我经常是在公交车站或长途汽车上抛出问题，而这里聚集了大量底层民众尤其是黑人和来自拉美的少数族裔。换句话说，我差不多是在奥巴马的客厅里调查有多少人支持奥巴马！

这让我突然之间明白了许多道理。比如在中国，我经常会在一些聚会上遇到和我意气相投并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人，对如何转型我们通常有共识。但是，倘使由此得出一个信心满满的结论，以为中国会朝着我们的共识走，真是异想天开。聚会上的共识并非这个国家的共识。反对我们的人，并没有出现在那次聚会上。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就得不断离开原有的圈子，走进更广泛人群，倾听更多声音。

我把这种醒悟带进了我的日本之行。我必须做到两点：

其一，事实层面。因为我能获得的事实或材料是有限的，所以要尽力获得更多的样本，接触日本的各阶层和领域。除了旅日华人，我的访问对象还包括日本的学者、议员、律师、杂志主编、新闻记者、家庭主妇、企业家、小商贩、皮条客、公务员、维权者、自建房屋者、年届九旬的老人、侵略者和被屠杀者的后代、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以及我在审美上原本完全不能接受的右翼作家和出版人。

注意，有些人的身份可能重叠。就立场而论，他们有的支持日本向右转，有的模棱两可，有的完全反对。无论如何，我相信和他们交流对我思考日本和中日关系是有益的。做完这些功课，剩下的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既要恶补自明治以来与日本相关的书籍，还要去山梨、山形、京都、奈良、大阪、横滨、久里滨、茨城、北海道和冲绳等地寻找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即便如此，我清楚地知道，我所能获得的材料对于了解这个国家而言是微乎其微的。

其二，意义层面。既然观察与思考注定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过程，在对日本做判断（为事实赋予意义）时，我更要十分谨慎。事实是事实，意义是意义。我们无法获得全部的事实，却热衷于生产各自的意义，这既是个人隐性之权力，也是世间纷纭复杂、参差多态之原因。

何谓“西风东土”

这次在日本，看到一些江户时代留下的房子，我虽然为之赞叹，内心却有不平——我家原本有一栋带天井的几进老宅，据长辈说便是被日本兵烧掉的。几年前，当我为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搜集日军在我老家所犯下的种种恶行时，更是满腔愤懑与伤感。

因为上述等原因，每当我踏上日本的土地时，内心难免被另一种悲哀笼罩——同为东土，这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岛国，何以在其文明的母国衰落时，举起了屠刀？

一种非常流行的辩解说，日本的帝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是因为在近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坏了。言下之意，东土原本和谐，怪只怪“西风吹裂东土”。我当然不能认同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解释。我并不否定对西方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日本走上了邪恶的道路，但它只是无数稻草中的一根而已。虚荣的天皇、试图以侵略谋求发展的失意武士、鼓噪战争的无良媒体人以及脑壳小得只装得下天皇的农民，他们哪一个又是西方教出来的？

没有学习西方之前，日本也曾试图吞并琉球。就算向西方学来的器物之变将日本带到了某个“tipping point”（引爆点），但最终影响日本国策的，仍是日本自身与周边国家强弱关系。

以“西风东土”统括此书，与上述争论有关。西风是流动的，它像是一种观念的潮流，四处飘荡。而东土是固定的，包含人与附着其上的古老的传统与习俗。地里有什么样的种子，孕育什么果实，终究都是土地自己的事。

往深层次说，我这里所谓的东土，亦可指人性本身。在人性广袤的大地深处，长满了难以计数的欲望与恐惧的种子。风可以吹落它们结下的善或恶的果实，但风不能吹走深藏种子里的欲望与恐惧，那是人类善恶的源泉。

人有欲望与恐惧，并不必然为恶。而真正的自由，不过是要求你的欲望以他人的恐惧为界。当然，有一点是日本在近现代化过程中改变了的，即国民对个体与国家的理解。这是意义层面的事，后面会谈到。

石桥湛山：将中西精神完美结合

右翼抬头让日本重新回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很幸运，刚到日本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对石桥湛山的寻访。我试图以他为契机寻找日本自由传统与个人主义传统。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原本想以石桥湛山为中心写一本关于“小日本主义”的书，但随着寻访的深入，我很快发现还有更多内容需要记录，比如新宿自焚案、西山案、守卫和平宪法第9条、右翼人士等等。有关石桥湛山的追问，因此退而成为本书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但不是全部。

对石桥湛山的历史访问，接续了我过去寻访罗曼·罗兰、宋教仁、胡适和董时进时的所有热忱。历史有如迷宫，对那些被淹没的人物的寻访，常常让我豁然开朗。石桥湛山让我明白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一直有两种思潮对决：一是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和皇权主义，一是以札幌农学校（今北海道大学）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当后者被前者压制，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滑入十五年战争（1931-1945）。这时候的日本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无个人”的结构。当战争结束，后者开始占上风，生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日本将其经济版图扩张到全世界。如果没有石桥湛山及其背后的小日本主义传统，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以及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就不会那么顺理成章。

不得不承认，我心目中的石桥湛山把自由与中庸之道做到了尽乎完美的结合。在日本对外扩张领土时，他说日本应该放弃满洲，努力开发日本的本土资源和国民的脑力。当日本深深地卷入了太平洋战争时，他祈祷日本赶紧战败，好让时间重新开始。当美国占领了日本时，他希望日本不丢掉其根本，不当美国的附庸。当别人认为他道义讲得少而功利主义讲得多时，他承认这种功利主义是双向的——做生意不能只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对方是否得到益处，否则任何功利都不可能长远。他和涩泽荣一所追求的那样“一手论语，一手算盘”，二者相得益彰。

罗曼·罗兰的和平主义没有阻止欧洲混战。宋教仁的政治设想倒在中华民国的血泊之中。历史可以凭吊，却无法重来。我仍热衷于寻访一些我所喜爱的历史人物，想从黑暗年代里寻回一点光亮，希望那些曾经照亮过去的人也将照亮未来。而我对现实的寻访，也是因为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就在历史之中了。

为什么说日本如药

很多初到日本的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家，甚至会有一种“utopia achieved”（可实现的乌托邦）的印象。时间久了，慢慢地就会发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亲情淡漠、格差社会（一个新兴的日语词汇，由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山田昌弘提出，指的是民众之间形成严密的阶层之分，不同阶层之间经济、教育、社会地位等差距甚大且不易改变）、媒体丢失新闻理想、没有实质意义的违宪审查、三权分立但随时三权合谋。

在过去，日本媒体曾经和军国主义者一起将这个国家拖入战争的深渊。今天的日本媒体，同样为了趋利避害，而不断夸大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制造了中日两国的分歧与对立。当各方媒体像政客一样在寻找敌人、唱衰中日两国关系时，现实却给出了另外的答案。2014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大陆的访日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在这样的数据面前，你不得不承认，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

以上并非重点。我对日本之了解，除对政治走向的观察外，更多仍集中于社会与个人之关系层面。今日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的社会。一方面，国民有选举权可以塑造政府；另一方面，每个人包括官员都不得不存在于社会“空气”（空気）之中。

我和加藤嘉一曾经交流过这个问题。如果说美国是法治社会（有大量的律师），那么日本就是“（空）气治社会”（每个人都是空气，每个人都参与对人的治理）。这种空气会驯化人，使人人显得有教养，但也会像“村八分”（村民在“冠、婚、丧、盖房、火灾、疾病、水灾、旅行、生育、忌辰”十项活动中，如果有8项准则不能遵守并难与其他村民合作，村人就会与之绝交）一样令人压抑。所以加藤嘉一愤懑地对我说——“社会是魔鬼”。也许是由于两国社会不同的缘故，关于社会的作用我并不像加藤那样悲观。

结束访学前，我在东京大学做了最后一场讲座。我分别从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介绍了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的互补结构。中国是凹形结构，即“强国家-弱社会-强个人（极端个人主义）”，而日本是凸形结构，体现为“弱国家（日本和平宪法甚至剥夺了国家的宣战权）-强社会-弱个人”（集团社会下生活的个人“责任过度”）。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政治权力应该被宪法驯服（当然安倍内阁重新解释宪法第9条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社会角度而言，中国可以从日本学习如何保存和发展社会，使社会的组织系统和意义系统能够充分自治、良好运行。从社会伦理来看，责任与自由原本密不可分。没有自由的责任是奴役，没有责任的自由是放荡。

所以我说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它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极端个人主义）”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在街头举起旗帜，从而继续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凹形结构，则可能适得其反。如此良药未成反自制苦果，自是一味毒药。

当然，我在这里讨论日本建立了责任社会，仅限于日本内部。就外部来说，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推卸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可饶恕的。日本战败后，除了石原莞尔“敢作敢当”，更多人都在装疯卖傻，仿佛整个国家上自天皇下至农夫都是“一群不明真相的人”。几十年后，一位战后从中国返回日本的老兵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对天皇的愤怒——“这个叫天皇的家伙究竟是谁？这个王八蛋让我们去卖命和吃苦头，到头来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而这个老兵自己呢，他当真忏悔了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凶手，在不该扣动扳机时没有管住自己的手指，而在应该忏悔时却又缩回了自己的舌头！事实上，让这些加害者讲述战争本来就是一种吊诡的冒险。如詹姆斯·道斯（James Dawes）在《恶人》一书里谈到他让日本老兵讲述真相与罪行时的困惑——“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拥有神般的力量。他们单凭说一句话便可以予生予死，而受害者命如草芥。现在，事隔多年以后，你却把同样大的权力重新赋予他们。”

明辨是非与善的种子

和法德历史性和解相比，中日无疑错过了战后的黄金时期。时至今日，双方甚至进入了某种“和解疲劳”。历史问题通常被理解为阻碍两国和解的绊脚石。表面上的分歧是，日本担心中国没有解决“未来的问题”——中国崛起将会对日本构成威胁；而中国担心日本没有解决“过去的问题”——历史问题不解决军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

但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当代史”，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从本质上说也都是现实问题。否则，将无法解释为什么1980年代中日何以有蜜月期。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它无法改变，会改变的是当代人对历史的诠释与态度。如果我们不以法德和解为标准答案，1980年代的中日和睦可以说初步完成了中日之间的“历史和解”。

变化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历史问题的背后，更多是现实的纠葛。民族主义至今魅力不减，在于它能给人带来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并发泄心中的不满。报纸在经营压力下迎合民意向右转，出版社印刷hate speech（仇恨言论）类书籍，这些都不是历史问题，而是什么生意好做。

其实，日本投降后，许多日本军人都对中国人感恩戴德。一个日本战犯，如果同时住过前苏联的西伯利亚战俘营和中国的抚顺战俘营，他就知道中国人有多么宽宏大量。这些历史细节让我看到中国人“礼外”时的“以德报怨”（这些也是中日之间的和解基础）。

我喜欢金子美玲的《积雪》。人不能相互理解，与各自所处的位置有关。几个月来，我试图从书本和日常生活去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所思所想与喜怒哀乐。即使是和一位极右翼图书的出版人坐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像熟人一样交谈。我理解他如何为生活所迫，也看到了他人性中善的一面。我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一遍遍提到中日和解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原谅了日本这个民族曾经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须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恨：一种恨是有仇必报，另一种恨是明辨是非。我属于后一种。

在整理完这部旅日书稿后，我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大概花了一周时间，我在家逐页阅读了几本有关抗战时期江西各县受害者的口述史。

我坚持读完了整整两千万字的苦难史。那几天，我与其说是在读书，不如说是在口述者的带领下参观地狱。书中很多罪行是重复的，但是起到了很好的交叉验证的效果。

我不是要记住仇恨，而是要记住罪恶以及对罪恶的抵抗。真正需要和解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既然历史已经发生，没有底线的历史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在篡改历史。佛教有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记住历史上的罪恶就是记住一种价值观，它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给未来种下善的种子。